罗泰 ： 中国早期文明中“城市”的发展阶段

图一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夯土墙断面（作者摄于2002年）

直到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大多数住宅和其他建筑还都是半地穴式房屋，覆以简单的茅草顶。这样的建筑，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定居生活的初始阶段，其使用寿命比台基式木构建筑还要短。因此，即使是使用时间很短的聚落，也是以互相交错打破的土坑组成，各种土坑遗存分布得密密麻麻，使考古学家们颇为困惑。部分土坑是人们有意建造的住宅或贮藏建筑，而其他大量的土坑则是随意挖成的垃圾坑。有意建造的建筑，后来也往往被当作垃圾坑使用。地面建筑的夯土基址废弃后，常常被后来的土坑打破而损毁殆尽；而这些建筑又经常建造在更早的填满堆积的土坑之上。保存状况特别好的时候，柱洞可以显示墙与支撑架构的走向，但一般的建筑物由于经过了多次重建，布局变得模糊不清。

尽管这些遗址发掘起来非常棘手，但80多年的田野工作还是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可以用来重建先秦时代的雏形城市与城市聚落发展的脉络。下面我将以早期王朝的核心地区——黄河、淮河和长江中游以及山东半岛为限，勾勒出其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

1．肇始阶段 公元前三千纪，新石器时代晚期；

2．形成阶段 公元前2000年至前600年，含中国青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包括已有文献记载的商（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和西周（公元前1046年至前771年）时期；

3．发达阶段 公元前600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它大体但并非完全相当于传统史学上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50年至221年）。

这一分期只是为了陈述上的方便,而不是在阐明某种关于“城市”进化的目的论。我的简述也许会给读者一个整齐划一和单线发展的 “城市”进化的印象，但在中国漫长的时空跨度上，这个过程要复杂得多。

许宏出色的综合研究从考古学上论证了先秦时代的城址，其中肇始阶段有40座，形成阶段有39座，发达阶段有428座[3]。他用了“城市”一词，这是一个复合词，属现代汉语的新词汇。尽管将来的发现无疑会修改许宏的统计数字，但这些数字的确表明城市在公元前一千纪的中叶，曾经有一个巨大的、或者说是迅猛的扩张。我认为只是到了这一时期，城市才真正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现象。即便具有某些城市特征的聚落在此前已经出现，但把这些聚落的存在看作是判定早期中国属于国家形态文明的关键因素，恐怕是一种误解。

[1] Kwang-chih Chang:,“China Toward Urban Life,” in Courses Toward Urban Life, edited by Robert J. Braidwood and Gordon R. Willey, pp. 177-192, New York: 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1962 (又见 Chang,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22-4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岡村秀典(編)《中国古代都市の形成: 平成９年度—平成１１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２）研究成果報告書》, 京都：京都大学, 2000; Shao Wangping:,“The Longshan Period and Incip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2000).1-2, pp. 195-2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

[2] Shao Wangping,“The Longshan Period and Incip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2000).1-2, pp. 203-206、216-219.

[3]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围以环壕（有时是矮墙）的村落，很早就出现于黄河流域的若干新石器文化和类型中。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公元前五千纪的陕西西安半坡[1]和临潼姜寨[2]遗址，它们都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或依苏秉琦及其学派的提法，称为仰韶时代半坡文化[3]）。这两处聚落各有6个左右的半地穴式房址群，每群有若干小的圆形房址环绕在一座稍大的方形房址周围。每一房址群或许对应于一个（异族通婚的？）“大家族”，小房址则对应于一个核心家庭。围墙为随意堆土垒成，而不是像后世城墙那样以劳动密集型的夯筑技术修建而成。所有迹象表明，半坡期的遗址还没有形成一个三级聚落的层级结构（附近的墓地也没有形成类似的墓葬分级），即没有一般认为的城市文明（urbanism）的特征。因而，把半坡和姜寨这样的围垣村落排除在“城市”（甚至“雏形城市”）范畴之外，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图二 新石器时代城址：1.城头山 2.走马岭 3.平粮台 4.城子崖

按以往的认识，公元前五千纪和四千纪应属于前城市时代，但近年的发现使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在仰韶文化的一些村落，如甘肃秦安的大地湾[4]和河南郑州的西山[5]，发现了大型地面式公共建筑，它们可能具有宗教性的功能。公元前四千纪的西山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让发掘者感到意外的是，环绕这个聚落有一周不规则形的夯土墙，该土墙修得相当坚固。环绕以厚实的夯土墙并且年代极早的聚落也见于华南，如公元前四千纪屈家岭文化的湖南澧县城头山[6] （图二-1）、湖北石首走马岭[7] （图二-2），甚至更早的湖南澧县八十垱[8]。如果这些遗址可确认为城市或雏形城市的话，我们就会期待它们处于一个多级聚落结构的顶端，但目前看来，它们似乎并不具备这种条件（墓地也并未显示出相应的墓葬分级）。这种印象可能归因于田野工作的不足。不过就技术而言，这些大型建筑基址和围垣的建筑方式是后来的雏形城市和城市遗址的鼻祖。

在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文化的若干地方类型中，目前已知的围垣聚落至少有50～60座[9]。其中一例是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10] （图二-3）。其围垣呈方形（185x 185米，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基本上为正方向。围墙上的两座门不在一条直线上。其中，坐落于南墙正中的南门更为重要。用土坯建造的门卫房，表明该聚落对限制进出的重视。围墙以内的发掘和钻探发现了许多长方形多间建筑（其具体数字未能确定），这些建筑以土坯砌墙，坐落在不高的夯土台基上，也基本上为正方向。它们的平面布局尚未公布。这样的建筑尽管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较为普通，但是与当时占主流的半地下式房屋相比，它们可以说相当壮观。以这样的方式建造的建筑可能是贵族的住所，或者是祭祀祖先的宗教活动场所，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自约公元前3000年以来祖先崇拜已用来宣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的合法性[11]。由于礼仪展示在政治权威的运用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整个青铜时代的贵族建筑都同时承担着“宫殿”和“宗庙”这两种功能。

尽管我们还不能确认这类宗庙、宫殿在此时是否仅见于围垣聚落，但它们出现于平粮台，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即平粮台是一处享有特权的地方——一处“门禁社区”，贵族阶层借此有意把自身及其活动从大众分离出来。平粮台围垣聚落的规模相对较小（约四个足球场大），大多数供养着贵族阶层的非贵族人口一定另有居处。在后来在青铜时代的城址周围分布着非贵族人口的聚落，平粮台的“郊区”是否也有类似的聚落迄今还不得而知。我们对这个遗址周围更大区域的聚落形态也几乎一无所知。不过华北其他地区的聚落材料开始显示出三级聚落与墓葬的层级结构。平粮台和其他贵族活动中心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而这个网络的空间范围包含着大部分后来成为早期中国王朝核心地区的区域。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材料仍然相当零散。刘莉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思考[12]，但这些思考只是设想，还有待于相关材料的充分支持。许宏则审慎地总结了当时他能收集到的尚不完备的材料[13]。区域系统调查资料正在逐渐累积，例如在河南中西部的巩义和洛阳盆地[14]、山东东南沿海的两城镇[15]、内蒙古赤峰[16]等地开展的中外合作以及中国学者独立承担的考古项目[17]。

需要注意的是，龙山时代的诸城址间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别。许宏明智地把它们按地域来处理[18]。它们各自的主要功能也许并不相同。受日益激化的政治气候的影响，一些遗址可能出于防御的目的开始筑城[19]；而另一些遗址筑城的目的则应是为了把礼仪中心的神圣空间同外界隔绝开来[20]。由于这些聚落大部分尚未发掘，可以据以分类的主要标准是形状和面积。例如平粮台，面积较小而形状却异乎寻常地规整；相反，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的面积达20万平方米[21] （图二-4），山东五莲丹土遗址面积有23万平方米，而离丹土仅1公里的日照两城镇遗址面积达90万平方米，它是东亚地区面积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22]。

依本人的意见，是否可以仅凭与青铜时代更为显著的围垣城市聚落间明显的传承关系，就把平粮台甚至城子崖这样的遗址看作“城市”，还是值得商榷的。相反，在探索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市文明（urbanism）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当放宽研究视野，跳出围垣聚落的窠臼。一个显然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有一些围垣聚落比附近的非围垣聚落要小得多。我们可以设想一批贵族居住于一个小城堡里，而平民大众住在范围更大的、不设防的中心聚落，贵族对平民大众发号施令。但具备雏形城市特点的也许并非贵族居住的小城堡（尽管有围墙），而更可能是人口较多的平民聚落（无论有没有墙）。当然，在这类情况下，也可以将小城堡和平民聚落考虑为一座雏形城市的两个组成部分。丹土和两城镇可能是这种二元雏形城市结构的一个实例，但是否如此，而且其是否有任何代表性，尚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科学出版社，1963年。

[2]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3] 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

[5]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7期,4-15 页。

[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7] 荆州市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4期, 16-38 页。

[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

[9] 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1-34页。

[1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21-36页。

[11] Liu Li,“Ancestor Worship: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Ritual Activities in Neolithic North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2000).1-2, pp. 129-164.

[12] Liu Li,Development of Chiefdom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in Neolithic China: A Study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ttlement Patterns，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idem: The Chinese Neolithic: 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31-4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

[14] 陈星灿、刘莉、李润权、华翰维、艾琳《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2期，161-218页；Liu Li, et al.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Yiluo Regio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0.1/2(2002-2004), pp. 75-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5期，18－37页。

[15]方辉、加利·费曼、文德安、琳达·尼古拉斯《日照两城地区聚落考古：人口问题》，《华夏考古》2004年2期，37-40页；Anne P. Underhill, et al.,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n SE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5（1998）， pp. 453-474;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市两城地区的考古调查》，《考古》1997年4期，289-303页。

[16]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Gideon Shelach, Leadership Strategies, Economic Activity, an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Social Complexity in Northeast China （Fundamental Issues in Archaeology），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1999.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 《考古》2005年5期,18－37页。

[18]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19] 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12期，69-74、85页。

[20] Paul Wheatley，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1971.

[2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231-233页。

[22] Anne P. Underhill et al.,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n SE Shandong Province, China”，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5（1998）.

二、形成阶段：早期青铜时代的族邑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城市”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规模。位于河南郑州的商代前期都城，如果包括迄今尚未完全搞清的外城的话，面积逾13平方公里[1]。在其全盛期的公元前15世纪，它应当是世界上容纳人口最多的聚落点[2]，其面积是日照两城镇和丹土面积总和的15倍多。它的内城面积达3平方公里多（图三-1），几乎是平粮台面积的百倍。像平粮台一样，这个城圈内也充斥着宫殿宗庙和贵族居所，但其巨大的规模则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遗憾的是，它们中的大部分都被后代建筑所压占[3]。

图三 商代城址：1.郑州商城 2.三星堆遗址 3.盘龙城遗址 4.偃师商城

同时期规模相当的聚落见于相隔较远，但与商王国保持着松散联系的地方。例如三星堆，位于遥远的四川盆地，有大约3平方公里的围垣核心区，周围1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是人口密集的郊区[4]（图三-2）。中等规模、带有围垣的区域中心也有发现，如长江中游的湖北黄陂盘龙城[5]（图三-3），黄河北岸的山西垣曲[6]。由于这两处遗址都位于商王国的外围，说城墙的存在出于防卫的需要的观点大概不无道理。

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围垣聚落中，迄今为止得到最全面的发掘的是河南偃师商城[7]（图三-4）。其年代属商王朝前期，与郑州商城约略同时。面积约2平方公里，周围有宽约16～17米的夯土墙，墙外还有6～7米宽的护城壕。聚落中最早的部分是位于遗址南部的长方形的小城，此后向北和东两个方向扩展成曲尺形的大城。已发现的五座城门和道路遗迹，表明城市布局具有接近磁北的方位观念。遗址南部三分之一的部分为十余处大型夯土基址群，其中三座又各有自己的围墙。最大的建筑是位于中部围垣（发掘者称为“宫城”）内西侧的2号基址，它在建筑规模最大时长度达90米。发掘表明，围垣区的北部有贵族建筑和可能是池苑类的遗存。大城内发现有制陶和冶铸作坊，以及其他手工业遗迹，其产品大概专门面向居住于此的贵族。这里也发现了若干墓葬。

最近的发掘资料表明偃师商城主要是一个贵族聚落，一个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居民似乎既有身份稍高的人，也有依附于贵族家庭的侍从和奴仆。平民应居于他处，其聚落还没有在考古学上得到确认。类似的情况可能也见于郑州商城，那里在中心城址以外巨大的外城区域内，也有重要的手工业制造活动的遗迹。

令人好奇的是，与我们观察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情况相似，一些中国青铜时代较大的聚落遗址，包括一些公认的主要国家的都城都不见城墙。一个早期的例子，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8]（图四-1），它或许是中原地区一个成熟的王朝国家最早的都城，其距离偃师商城不足 10公里[9]。同样，位于河南安阳的晚商都城殷墟，大概是先秦时代中国最著名的考古遗址，已有80年的发掘史，与二里头一样，这里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夯土城墙的证据[10] （图四-2）。相反，考古学家发现了面积广大的宗庙宫殿基址、居住区、作坊、祭祀遗址和墓地，它们散布于洹河两岸约3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但看不出明显的布局形态[11]。另一个令人不解的情况是，中加合作进行的安阳地区聚落调查最近在洹河以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长方形城址[12]，时代上恰好早于殷墟都城。防御上的需要似乎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偃师商城有城墙，而附近的二里头没有（除非是历史环境发生了改变，商作为来自东方的入侵者需要某种形式的军事防御，而此前生活在这一带的“夏”则不需要——但这只是一个姑妄听之的故事，考古学家应当避免谈及），以及为什么商在洹河北岸筑城而不在近旁的殷墟筑城。

图四 三代非围垣都邑：1.二里头 2.殷墟 3.周原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调查与试掘》，《考古》2004年3期，40－50页。

[2] 叶斐(Norman Yoffee) 、李旻《王权与国家：比较考古学视野中的中国早期城市》，载于荆志淳、唐际根、高岛谦一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276－290页。

[3] 相关考古报告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年～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4]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1年1期，63-66页；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2期，227-254页；赵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四川文物：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3-10页。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6]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古城东关（黄河小浪底水库山西库区考古报告之二）》，科学出版社，2001年；Jim A. Railey, Neolithic to Early Bronze Age Sociopolitical Evolution in the Yuanqu Basin, North-Central China，Ph. D.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1999.

[7] 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03-218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9] Sarah Allan, “Erlitou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ward a New Paradig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2(2007), pp. 461-496; 刘莉著，陈星灿等译《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Liu Li and Chen Xingca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Duckworth, 2003; Robert L. Thorp, “Erlitou and the Search for the Xia,” Early China 16(1991), pp. 1-38.

[10] Kwang-chih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1] 杨锡璋、刘一曼《1980年以来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73-181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5期。

进入西周时代，围垣聚落变得尤为稀少。西周的都城如陕西扶风和岐山的周原、长安的丰镐和河南洛阳都没有发现城墙。显然，这一时期大部分诸侯国的都城也没有城墙。其中一个无城垣的大型政治中心位于山西曲沃曲村，是晋国最早的都城，它兴盛于公元前1000～前589年[1]。根据对曲村墓地墓葬数量的初步统计，在该遗址超过四个世纪的使用时期内，晋都成年核心人口的平均数量不足2000人[2]；其总人口数可能超过5000人，在其最盛期或许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虽然周原、丰镐、曲村和洛阳（以及二里头和殷墟）都没有城墙，但许宏把它们都看作是“城市” [3]。尽管都有数量众多的人口，这些聚落内显然只有分散的贵族宗庙宫殿建筑群，它们的周围仍然是随意分布的半地下的民间建筑。

迄今所知唯一一处属于西周前期（公元前1050～前950年）的围垣聚落，是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国都城[4]（图五-1）。由于燕地处周王国遥远的东北前哨，防卫的需要大概是它筑有城垣的主要原因。或许出于军事上的原因，燕都在西周前期之末就废弃了。尽管未来的考古发现无疑会填补无城垣聚落的空白，但就目前所知，在此后的150年里，无城垣聚落的兴建和使用在中国极为普遍。

图五 周代城址：1.琉璃河遗址 2.曲阜鲁国故城

位于今天山东曲阜的鲁国都城，即孔子故里所在的城址，尽管不少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5]，但可以肯定其始建年代并不早于公元前800年[6]。该城面积约10平方公里，是后来占据其西南角的帝国时代县治的四倍以上（图五-2）。尽管鲁城有时被引为周代城市的范本，但许宏指出其规划和布局实际上与《考工记》（公元前3世纪的文献，因被收入儒家的礼学典籍《周礼》而保存至今）中的蓝图很少有一致之处[7]（图六）。城址的平面形状不规则，并非如《考工记》所规定的那样方方正正。已发现有11座城门，其中南垣上有2座，东、西、北垣上各有3座；《考工记》则要求每边各有3门。另外不同于《考工记》的还有，鲁城的城门并非两两相对，城内发现的5条大路也没有形成方格网状的布局；实际上，它们甚至并不总是直角相交的。唯一与《考工记》一致之处是主要的宗庙宫殿和贵族居所都大致坐落于遗址的中心地带，这应当是偶然的。或许这些建筑有自己的围墙（如《考工记》所规定的那样），但由于整个宗庙宫殿区都被后代建筑所压占，目前已知的遗迹状况还不清楚，因而我们对周代遗存的总体面貌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从考古发现的中国史上的绝大部分的城址看，《考工记》并不是一部关于城市标准布局的可信的指南。它似乎并没有反映先秦时代城市建设者的任何观念，甚至也不是他们头脑中的理想蓝图。

图六《考工记》中理想化的周都布局（《三礼图》，1676年版）

发掘和勘查资料表明，在鲁城宗庙宫殿的周围广泛分布着作坊遗址，那里生产供贵族消费的陶器、金属和骨制品。此外，鲁城内还发现了几处贵族墓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显然不同于帝国时代的中国城市，后者总是把死者葬于城外。鲁城近郊分布着不同的祭祀遗址；这些郊外区域是否还存在（非贵族阶层的）聚落，尚未得到考古学的证明。

无论有无城垣，形成期的城市（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雏形城市）往往是控制着周围区域的宗族所在地[8]。就其本身而论，它们都是政治经济组织的节点和宗教活动中心，因此与汉森（Hansen）所列的“城市国家”（city states）的一些标准大致相符[9]。但中国城市缺乏希腊城邦（polis）和欧洲中世纪的自由城市所具有的特殊氛围。它们在文化上没有脱离周围的乡村。据我们所知，后者的居民与城市居民属同一群体。另一个方面，这些遗址相对的短暂性可以把它们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早期城市区别开来。与近东不同，古代中国没有人为形成的土丘聚落遗址。在许宏梳理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聚落中，很少有被长期居住使用的[10]；例如，大型围垣中心郑州商城，似乎只使用了1个多世纪，而殷墟稍长，大概延续了273年。位于山东滕州的东周时期的薛国都城，城址似乎延续使用了很长时间，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战国时代，但它可能并不是同一个宗族的权力中心[11]。河南新郑的一处城址先后成为郑国（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前375年）和韩国（亡于公元前230年）两个国家的都城[12]。但这些似乎都是例外。中国早期族邑（宗族中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们经常迁移。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看，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原因是，战国时代以前的聚落明显缺少真正的纪念性建筑。

早期历史文献证明都城经常迁移[13]。例如，尽管商显然在河南东部拥有一个永久性的礼仪中心（大邑商），但有记载说商王曾七迁其都[14]。同样，周王室在最后定都洛阳以前，曾经不停地在几个同时存在的都城之间迁移；即使在洛阳地区，公元前11世纪至3世纪之间，王室的居所也变动过几次。周代的许多诸侯国也曾经不同程度地迁移过它们的都城。国都屡迁的原因应是多方面的——生态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或宗教上的；同时，迁都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迫的。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的合法性并非与对一个特定地点的控制（或者，像经常发生于近东的那样，伴随着对当地神祇的祭拜）密切相关。为了正确履行祭祖礼仪，所需用具须便于携带，万一损毁，也是可以替换的；就国际标准而言，宗庙则相对简朴适度（而且即便一直坐落在同一地点，它们也需要经常重建）。在早期中国，政治权力主要是来自于宗法制度内部的社会结构，而不是来自于任何特定场所表现出来的权威。这种文化优先性——古代中国文明之所以独特，它可能是一个原因——或许有助于解释中国的雏形城市和城市在我们所说的肇始和形成阶段的具体面貌。

[1]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

[2]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ca. 1050- ca. 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宗子维城），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UCLA，2006， p. 133 n.10.

[3]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燕国古城发掘的初步收获》，《北京文博》1995年1期，24－27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5] 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县文管会《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6]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95-97页。

[7]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171-184页。

[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ca. 1050- ca. 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宗子维城），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UCLA， 2006.

[9] Mogens Herman Hansen (e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rty City-State Cultures: 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Copenhagen Polis Centre， Copenhagen: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2000.

[10]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11]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18页。

[12] 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等《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文物资料论丛》（3），1980年， 55-67页。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92-93页。

[13] Nancy T. Price, “The Pivo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the Four Quarters，” Early China20（1995）: 93-120.

[14] Kwang-chih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本文源于许宏先生博客

另载《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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